在施莱耶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明确提出：基本法第2条第2款第1句结合第1条第1款第2句课予国家保护人民生命的义务。

23 2．学部允许私立学堂专习法政 增韫奏请允许私立法政学堂。设宪政学堂，不如派遣出洋，察他国立宪之利，不立宪之害。

3．参照直隶法政学堂课程的法政学堂: 贵州法政学堂、热河法政学堂、新疆法政学堂。(二)宪法学课程体系形成 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开设了新的课程体系，包括马列主义法律理论、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宪法原理等十二门课程。1950年，建立了第一个正规的、新型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借鉴苏联模式开展法学教育，其主要职能为培养高校法律系所需的师资和法学研究专家。公共必修课一般为全国统一的素质教育课和外语课;专业必修课为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统一规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则由各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确定，有一定的灵活性。22 李翰芬提出预备立宪的八条意见，其中第五条是推行宪法教育，宜推行宪政教育也，造就国民资格者舍教育不为功，一国国民教育必有特别之精神，此精神有本其固有性质而发达之者，有即其最缺乏之性质而补助之者，英之殖民思想，日本之武士道皆特别精神也，三代治法周礼官制极有立宪精意，自秦汉以后君民悬隔日即凌夷，故宪法精神在吾国古时为固有在今日为缺乏，挽回补救非学何从，前者学部通行天下实行强迫教育，迩奉明诏令各省切实研究宪政，皆预备立宪关系至深，伏查钦定学部章程高等学堂优级师范中学堂皆有法律一科，惟仅讲授法制总论及民法，臣愚以为各学堂所有法律课程及初级师范简易师范等学堂原无法律者，宜一律加课宪法，将来教习高等小学须讲宪法大端，庶使初受教育之国民咸有宪政思想，至省府州县所立之教育会应附设宣讲所，拟由各省宪政研究所编纂宪政白话说帖，付宣讲所演之，使学堂以外之人亦晓然立宪之不容缓，其从前各省设立之法政学堂宜极力推广，以造就议员之资格，兼培养自治之人才。

第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概论;第二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性质;第四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第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制度;第七章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制度;第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第九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十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贵胄讲求宪法》(《大同报(上海)》1907年第11期)，庆邸请设宪法速成学堂，选贵族子弟入堂肄业，两宫嘉纳，即饬学部议订校章。[xxxvii]同上书，第272页以下。

在他看来，价值理论可被重新安排在一种新的理论——原则理论之中，从基本权利的原则基点为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提供正当性。但是，在政治哲学层面证成的国家保护义务所对应的权利，只是先国家的自然权利或者道德权利，与实证法层面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证成处于不同层面。防御权是确定性权利，而受保护权只处于推定或初显权利的层次。在履行方式上，行政保护包括抽象行政保护和具体行政保护两种方式。

在实证法框架下，三角关系被打上了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烙印，其性质与自然法层面的三角关系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德国基本法第6条的权利规定中出现了保护一词，故其保护请求权能够成立。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了受保护请求权。[xlvii]参见前引[20]，阿列克西书，第261页以下。传统的基本权利性质理论主要在主观—客观二元范畴中展开，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是基本权利性质的内容。由此观之，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

……但是，同样正确的是，基本法并无意成为价值中立的体系（秩序），也已在它的基本权利章中建立起一套客观的价值秩序。如将这一逻辑贯彻始终，基于客观价值秩序的国家义务在宪法层面便与主观权利无缘。[xlvi] 综上所述，以宪法第33条第3款的概括性人权条款为基础，通过两次规范连接，最终可以证成主观权利论国家保护义务。如果这一道理成立，在围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建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时，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理论预设。

首先，将具体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限定于尊严核心，不利于基本权利的保护。二是国家采取的行动是否具备最低限度有效性。

宪法文本从正面确认某种利益的权利属性，是某种利益作为主观权利的前提条件。[xxv]由此，对于三角关系中的权利保护，就不能脱离公法和私法二元划分的框架进行。

[vii]参见[德]克劳斯威尔海姆·卡纳里斯：《基本权利与私法》，曾韬、曹昱晨译，《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第184页。（三）自然权利、基本权利、民事权利的国家保护混沌难分 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试图兼顾自由和安全，既要防御国家侵害又期待国家保护安全。无论抽象行政保护还是具体行政保护，对受害人的保护必然伴随对加害人的干预，故保护行政和干预行政总是相伴而生。行政保护是基本权利国家保护至为关键的一步。第三，规范与价值混同的方法论错误。基于受保护权的国家义务履行，则需要根据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判断其合宪性，该原则是衡量国家履行保护义务是否合宪的判断标准。

这是最早出现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推导模式。[xxiv]由此，基本权利便可以适用于三角关系之中，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也得以证成。

主观权利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改变了单纯在主观—客观二元范畴中理解基本权利的思路，增加了主观—主观二元范畴的维度。既然是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其保护范围应当主要由基本权利规范自身加以确定。

摘要:  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是目前我国学界普遍遵循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范式。[xxxi]参见李海平：《宪法上人的尊严的规范分析》，《当代法学》2011年第6期，第30页。

根据基本权个人主义，集体利益只作为用以保障个人的手段，故客观规范的主观化是基本权利在所有情况下的根本目的。在吕特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及基本权利对私人关系的效力是辐射性效力，便体现了这一努力。此时的基本权利空有基本权利之名，其实质内容是超越实证宪法的自然权利。德国的化学武器储存案判决就采取了这种论证路径。

立法保护尽管具有首要性，但立法设定的抽象规范，最终需要通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才能加以落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源自德国的旧保护规范理论和新保护规范理论，都把基本权利作为保护规范解释的考量要素。

[xxv]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页。第二，论证逻辑的断裂。

[xliii]前引[39]，哈贝马斯书，第317页以下。第一，具有首要性、持续性和双重约束性的立法保护。

例如，对于公民有……权利、公民有……自由、……权不受侵犯、国家保障……权利等规定，可以从中推断出宪法对主观权利的确认，并推导出国家对主观权利的相应义务。第一，不受尊严核心保护范围的约束。在西方三权分立框架下，司法机关是国家保护义务的最后一道防线，立法机关的不作为也属于司法监督的对象。[xviii] 正如斯塔克所言：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之规定，倘若明白揭示保护基本权利或其他类似之权利者，自有保护请求权之存在。

如果说防御权将国家视为基本权利之敌，通过确立国家的不作为义务确保自由，国家保护义务则是将国家视为基本权利之友，通过确立国家的作为义务使公民基本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在民事案件中，法院履行保护义务的方式主要是对民法进行合宪性解释，尤其是对一般条款和不确定法律概念更需如此。

在这三个层次的国家义务中，前两个层次的义务具有确定性，国家机关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情形在客观价值秩序单一模式中有之，在附加模式中也不乏其例。

受保护权的规则属性和国家保护义务的最低限度有效性，意味着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具有一定的底线要求。对某事的主观权利是权利人、义务人与权利对象间的三方关系。